做大片如烹小鲜

——纪录片《南京长江大桥》的制作感悟

夏健

站在这个会场，我感慨万千。2015年，在南京新华报业大厦，我代表南京电视台专题部领取了系列微纪录片《城殇》的奖状，那次我们也是得了中国新闻奖三等奖。说实话，我并没有太多喜悦，因为那次领奖，于我而言并没有多大意义。那个片子是一次新的尝试，用微纪录片的方式，把我们原来做的片子做了一些分解和补充，由于形式上的创新，故而得了奖。在那部片子里，虽然我的署名是总撰稿，但我很明白，我所付出的创造性劳动远远不足，我的才能远远没有发挥，那个奖对我而言，是有名无实的。

今天，我又站在中国新闻奖的领奖台上，依然是三等奖，心中却充满欣慰和喜悦。这次我们获奖的作品是五集系列片《南京长江大桥》，虽然这部片子里我的署名依然是总撰稿，但我很清楚，从项目立项、前期调研、策划创意、文稿创作、采访拍摄、后期剪辑，乃至平台播出和后期营销等一系列工作，都是我与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我完成了从文字创作到独立承担大型项目的转型。在这部片子里，我承担了制片人、导演、撰稿甚至制片主任等几乎所有重要岗位的很大一部分工作，压力之大，劳动之累，虽不足为外人所道，但我无怨无悔。

时隔4年，再次站在这个领奖台上，虽然奖项没有变化，署名没有变化，但我清楚地感受到自己的变化，感受到这几年岁月砥砺带给我的成长和进步。常常有人感叹：岁月是把杀猪刀。是的，时光衰老了我们的容颜，也丰富了我们的内心，更雕刻了我们的生命。在做这部片子的一年多时光里，我们经历了艰辛、劳累、磨难甚至煎熬，有时候我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怀疑自己能不能继续坚持下去。上天眷顾，我们终于完成了，播出了，并且获奖了，得到业界专家领导们的认同，这令我十分欣慰，也给了我更多鼓励和促进，我将再接再励，继续前行。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我做片子的心得，跟许多资深前辈相比，我还只是一个新人，有一颗热爱纪录片的心，有一份不灭的理想，有一股勇往直前的热情。我在工作中遇到的所有问题，在座奋战在一线的同仁们可能也会遇到，我所获得的感悟，对大家也许多少会有一些启发和借鉴。

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做大片如烹小鲜。

这句话脱胎于老子《道德经》中的“治大国如烹小鲜”，习近平主席曾经用这句话来表达他的治国理念。关于这句话的意思有很多解释，各不相同，主要就是对于“小鲜”这个词的理解不同。我这句话中的“小鲜”，是其中的一种解释，就是“做菜”，我只是想以此做一个比喻来表达我对做片子的一些感受，因为无论治理国家还是做项目，都有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是共通的，只不过是复杂程度和艰难程度不同而已。

我想从两个方面来解释“做大片如烹小鲜”这句话，一个是战术层面，一个是战略层面。首先说说战术层面，也就是操作层面。

做一个大型的系列片，如同做一桌菜，需要同样的几个步骤，第一步是策划定位，就是我要做成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这一桌菜烧给谁吃，这很重要，四川人要辣，江浙人要清淡，口味各不相同，根据食客的口味制定一套营养均衡、荤素搭配的菜谱。同样，一部片子做给谁看，你的东家是政府、企业还是个人，你的作品是想获奖还是卖钱，口味也是各不相同的，这决定了片子的风格，这是受众定位。我们媒体纪录片，大部分的东家是政府领导，当然，领导也是观众，但他们不是普通观众，他们有自身独有的价值观、审美观、诉求点，更有独特的话语体系，这就需要我们熟悉这种话语体系，并在这种话语体系与普通观众的话语体系中寻求一种平衡，做到既能满足官方的宣传高度，又能满足普通观众的宽度，还要有作者自己的思想深度。因此，策划是一部片子的基本定位，它决定了片子的品味、风格和格局，是具有方向性意义的极为重要的第一步。

第二步是前期调研。很多人认识不到调研的重要性，事实上，这个环节相当重要。一部片子能不能做好，能不能出新意，跟前期调研的深度和广度有直接关联。

前期调研除了资料调研，看各种文本资料外，更重要的是田野调研，大量走访，到生活中去寻找素材，考验作者对素材的敏感程度，就是平常所说的眼力。用做菜来打比方，就相当于买菜，你到菜场去买菜，根据菜谱挑你需要的，但挑什么样的菜直接关系到菜做得好不好吃。比如买养殖的鱼和到河边去买刚钓上来的鱼，或者从冰箱里拿出一条冷冻的鱼，就算是同样的烹饪手法和技巧，烧出来的滋味也是大不相同的。因此，前期调研中对素材的挖掘和选择十分重要，尤其对那些做了很久的相同题材，如果不去做大量深入的前期调研，是很难出新意的。比如我最近正在做一个关于雨花英烈的系列短片，说实话，做雨花英烈是需要勇气的，因为做的人太多了，做的时间太长了，能做的都做了，能挖的也都挖了，想要创新实在是太难了。为了做这个系列短片，我把历年来关于雨花英烈的大大小小片子都看了，能找到的书面材料也基本都看了，相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党宣言我也看过了，感觉已经没办法超越了。我强烈地感觉到必须重新调研，找到新的突破口。事实上，真正深入调研后，的确发现了不少新东西。比如邓中夏烈士，以前大家聚焦的都是他对我党的贡献，他所领导的工人运动，他在狱中的英雄事迹等等，说实话，这些东西都写过了，各种表现手段都用上了，再做已经没有新的东西可做了。我在调研中发现了他的父亲邓典谟这个人物。邓典谟是前清举人，在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中都做过官，官职还不算太低，这个老派的知识分子对儿子邓中夏充满期待，甚至暗中为他谋到一个很好的职位，连任命书都弄好了，但邓中夏不接受，说自己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邓中夏的背叛让邓典谟很失望，他甚至一度宣布断绝父子关系，其失望可想而知，父子二人新旧思想观念的交锋也可想而知。这些都不是最主要的，更重要的是，邓中夏在雨花台牺牲后，邓典谟告老还乡，回老家去修县志。都说盛世修志，这个老人为什么在乱世中选择了修志?他又为什么不惜卖掉全家赖以生存的田地去修志?这里面的心路历程我们如果去体味一下，是很有东西可挖的。他的修志与别人有什么不同?别人修志都把共产党称为“匪”，而他主笔修的县志，都是客观地称呼为“共产党”或者直呼人名，他不仅自己这么做，还把其他人写的内容也全部改了过来，让历史能够以一种公正客观的形态流传下去。就这一点点不同，意味着什么?他表达了这个老人什么样的心情?这是儿子邓中夏给他带来的影响，而他的小儿子后来也参加了游击队，邓中夏革命精神的影响可见一斑！如果从这个角度切入，再结合邓中夏本身的事迹，那做出来的东西可能会不一样。

第三步是创作，它包括构思、写稿、采访、拍摄、、剪辑，以及音乐、色彩、包装等等，是一套全流程的事。如同厨师，买回来各种食材，需要按照菜谱进行搭配、组合，煎炒烹炸，有些买不到的食材，需要重新采购或者进行局部调整。这是考验作者的理论水平、文化底蕴、审美品位以及实操经验的复杂过程，需要在长期的实践中积累和体会，我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在这里跟大家交流创作经验，因为在纪录片领域，我只是一个小学生，还需要更多的磨练。今天我只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在纪录片《南京长江大桥》创作过程中感受最深的一些具体事例。

由于南京长江大桥是一个国家工程，第一集涉及到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需要报广电总局重大理论文献影视片创作领导小组审查，这一申报，就把这部片子界定为“理论文献片”。其实它更多是一个工业题材的片子，涉及到桥梁建设的专业内容相当多。说句老实话，作为一个文科生，我本人看了大量的资料，对这些专业术语，比如管柱、沉井之类的内容，完全是一头雾水，根本搞不清。后来采访了许多当年的技术人员、工人和亲历者、见证者，花了大概半年的时间才基本弄明白这些专业知识。但是，大桥建设过程中所有的故事都是基于专业知识的，不讲清楚这些，观众就没法理解这些故事以及故事背后的精神内涵。

比如说南京长江大桥的总设计师梅炀春和苏联专家西林之间曾经产生过激烈的争论，原因是他们对南京长江大桥桥墩设计的理念不同。

西林是苏联著名的桥梁专家，建设新中国第一座长江大桥——武汉长江大桥时，他是苏联援华专家组组长，对修建武汉长江大桥做出了开创性贡献。在西林之前，以茅以升为代表的老一辈桥梁专家在建钱塘江大桥时，水下施工沿用的是过去传下来的气压沉箱法，这种方法效率极低，死的工人很多，相传钱塘江岸边总是摆放着工人的尸体。西林在修建武汉长江大桥时，开创性地提出用“大型管柱钻孔法”，但他的提议被苏联专家组否定了，是中国政府和专家支持他的创新，梅炀春当时是武汉长江大桥的副总工程师，是西林的坚决支持者，两人也因此结下友谊。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新的施工方法，大大提高了武汉长江大桥的效率，保证了工人的安全，这是一个世界性的桥梁技术革命，西林本人因此一战成名，回国后获得极高的荣誉，在中国当然更是受到极大的尊敬，周总理称他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后来习主席去俄罗斯访问时，还特意提到西林。西林墓碑的背面刻的就是中国的武汉长江大桥，可见他对中国的感情之深。

南京长江大桥设计之初，中苏关系还没有完全破裂，指挥长彭敏曾经带着中国专家团到苏联去求助，请他们帮忙设计南京长江大桥的基础部分。但苏联专家也不知道怎么建，因为苏联根本没有像长江那样复杂的水系，梅炀春根据长江南京段的地质勘测数据，提出了用沉井法，西林不同意，认为还是应该用管柱法，两人争论得非常厉害，彭敏甚至连夜派人坐飞机回国汇报。

后来中苏关系彻底破裂，南京长江大桥由中国人自己建造，梅炀春任总工程师。西林一心记挂着南京桥，他曾经专程自费到中国来看南京长江大桥的建设，两人在工地现场又发生了分歧，一直争论到国务院。后来铁道部组织召开了专家听证会，他们两个各自陈述理由，最后经党中央同意，还是采用了梅炀春的方案，就是沉井加管柱的方法。

这是一个极好的故事点。但如果不能讲清楚什么是沉井和管柱，这个故事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如果要讲清楚这两个概念，估计一集片子的时长都不够，还会做成枯躁的科教片。怎么办?我们当时就跟桥梁专家们请教，如何用人们熟悉的事例来进行类比，让观众能够听懂专业术语。后来我们慢慢讨论，感觉管柱就像一把筷子插在河床底下的岩石上，许多根管柱用混凝土固定下来，就具有极大的承压能力；而沉井就像一个没有底的杯子，倒扣在岩石上，再用焊铁焊紧，同样十分坚固耐压。那么南京长江大桥为什么不用管柱而用沉井呢?那是因为它跟武汉的水文状况不一样。武汉的江底浅，没有什么淤泥，桥墩直接就可以打到岩石上，而南京江宽水急，江底淤泥多，地基软，桥墩的基础要打到淤泥底下的岩石上，管柱就会很高。如果管柱太长，顶部就会引起晃动，影响稳定，那么梅炀春提出来的沉井加管柱方法，对西林的方法是一种改良，是适合南京长江大桥实际情况的。得出这个结论，我们就请几个专家用这种比喻来介绍管柱法和沉井法，再用三维动画来演示，这样深入浅出的表达，观众基本就能看懂了，也就能理解两位专家争论的原因了，进而能够理解到，老一辈科技工作者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也才能体会到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坚持，南京长江大桥才会这么牢固，而当时党中央所采取的态度，也是开放和实事求是的。

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我用这个小例子是想说明，在创作中要想办法让片子做得好看好懂，既要有很强的故事性，又要让观众体悟到故事背后的精神力量。就像做菜一样，各种食材要选择最适合的方法来烹饪，既能味道鲜美又要营养丰富。

刚才讲到的这些是从战术层面理解“做大片如烹小鲜”这句话。这句话还有一种理解，就是说治理一个国家要以静制动，要稳得住，这就是战略层面的理解。刚才讲的这些都是“术”，这句话还要从“道”的层面来理解。

那么这个“道”是什么呢?套用一句时髦的话就是“创作的初心”。如果让我给纪录片创作者的初心找一个词，那我想用的是“纯粹”两个字。

纪录片是一个需要耐得住寂寞，需要付出理想和热情，需要甘守清贫的职业，在今天这样一个浮躁的社会中，在现实的一地鸡毛中，全社会似乎都成为一个大炒锅，每一个人都陷入一种极度焦虑中。在这样的氛围中，只有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淡泊名利的人，一个能够抵挡得住各种诱惑和压力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的人，才能在这个领域乐此不疲地深耕下去。当然，对每一个生活在现实世界的人来说，名利是极具诱惑力的，我也并鼓励清心寡欲地拒绝名利，我只是觉得，作为一个历史和文化的纪录者，一个现实生活的见证者和思考者，不必过于追求名利，或者以名利为目的，我们对生活应该有更深入的思考，更透彻的理解，更长远的目光和更宽广的格局。《易经》上说：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如果你奔着获奖去，不一定能获奖，如果你奔着钱去，不一定能挣到钱。太过急功近利是做不出好作品的，自然就得不到好结果。

克制住焦虑，让自己的心安静下来，把做纪录片当成一项事业和人生使命，去享受这一段生命带来的各种酸甜苦辣，那么，你一定会付出全部身心，真正沉下去，心无旁骛地潜心研究每一个画面，每一个细节，并且想尽办法做到你所能够做到的极致，那么，你在片子中所付出的时间和劳动，你所有的智慧和汗水，从你的作品中一眼就能看得出来。这样的作品，得奖或者挣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把自己长成一棵大树，那么结出各种各样的果实，就是成长中必然的过程。当然，这个世界也有不公平的时候，也有付出了没有得到回报的时候，那么，不要着急，要相信，那只是你的积累还没有到，也要相信，你任何时候所付出的努力，都会在未来某一个瞬间回报给你。

以上是我的一些浅见陋识，贻笑大方，请多包涵。

（本文作者为第29届中国新闻奖国际传播三等奖作品《南京长江大桥》的作者代表，南京广电集团专题部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