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转折，伟大的胜利

赵灯明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进行战略转移，二万五千里长征由此拉开序幕。由于敌人的疯狂围堵及临时中央的指挥失误，红军虽英勇作战，却仍然损失惨重，至12月1日突破湘江时，已由出发时的8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中国革命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1935年1月，红军占领贵州重镇遵义，15日—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

遵义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制定了新的战略方针。

此后，红军甩开“包袱”，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终于成功摆脱了几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可以说，遵义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概括其意义，那就是“伟大的转折”！

何谓转折？转折不仅指事物发生的根本性变化，更重要的是这种变化导致了怎样的结果，对今后的历程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多年以后，毛泽东同志说：“我们认识中国，花了几十年的时间，中国人不懂中国情况，这怎么行？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

邓小平同志也说过：“遵义会议以前，我们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我们党的集体领导，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

可以说，遵义会议打破了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经验神圣化的倾向，开创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问题的先例。遵义会议之后，全党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都逐步统一到正确路线上来，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已经完全成熟。

所以，遵义会议的转折是战略的转折，思想的转折，失败向胜利的转折。

作为一名党报工作人员，能全面认识遵义会议的巨大意义，还得从今年的遵义之行说起。

9月16日，我参加了“江苏媒体夜班编辑革命老区行”活动，来到贵州遵义。此行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加强新闻队伍思想作风建设和革命传统教育，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在遵义期间，我参观了遵义会议旧址、会议纪念馆，聆听了对长征历史的讲解，获益匪浅。

遵义会议旧址位于遵义老城子尹路东侧，原为黔军师长柏辉章的私邸。整个建筑分主楼、跨院两部分。红军攻占遵义后，这里成为红军总司令部和总部一局的驻地，该楼陈列有遵义会议会议室 、军委总参谋部办公室，此外还有周恩来、朱德、刘伯承、叶剑英等人的办公室、起居室等。

当天正值周末，前来瞻仰的群众特别多，穿过拥挤的楼道，我亲眼目睹着当年的文物陈设，亲手抚摩着门框窗棂，恍然有了一种时光穿越的感觉。80多年前，正是在这狭窄的空间里，一场决定了中国未来命运和走向的会议正在召开，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张闻天、刘少奇、彭德怀、杨尚昆、邓小平……参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面容仿佛一一浮现我身畔。

当我走进遵义会议展览馆大厅时，满墙的地图、照片、文字说明再次拉近了我与那个时代的距离，由衷地感到震撼与振奋。正如解说员所述，举办这样一个主题展览，就是为了展示光辉壮丽的长征史篇，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与遵义会议精神，激励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再继新转折，再创新辉煌。

是的，我们现在正走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征途上，这是全新的“长征”。遵义会议是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转折点，改革开放就是“新长征”的转折点。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的中国，曾长期处于贫困落后状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进一步解放人民思想成为当务之急。1978年，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改革派成功地将改革开放确定为国家的政策基石之一，将中国带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之中。

改革开放作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包括经济体制改革，又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它构筑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扬了民主，加强了法制，对内对外开放，经过40年的努力，国家得到了长足发展，变得强大而富裕。

从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到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思想、胡锦涛的 “科学发展观”，它们是一脉相承的，都是对遵义会议精神的进一步领会与发扬。2015年，习近平同志参观了遵义会议旧址后说道：“遵义会议作为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等方面，留下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我们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

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不仅标识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一定时期所能达到的思想高度，更会以其所蕴涵的精神、所揭示的规律，成为后人的宝贵财富，成为发展的不竭动力。遵义之行，让我重温了那次伟大的转折，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同时充分认识到改革开放的成就，汲取到献身我们伟大时代的信念和激情。

（作者为新华日报新闻出版部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