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视频正在成为公众表达工具
2018年12月1日星期六,第六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在成都召开之际,大会战略合作媒体封面新闻主办的“智”生万物,“频”出内容——移动媒体发展论坛在今日上午召开。
会上,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宋建武发表了主题分享,阐述了短视频在新时代成为公众表达工具的发展过程和成因分析。
宋建武表示,截至2018年3月,短视频行业的用户规模已经达到4.61亿。短视频成为当下各类群体表达自我和内容消费的基本形式 。
短视频并不是新的媒体形式,而此一轮或短视频现象之所以值得关注,原因是在于:它不再隶属于大众传播的框架内,而是建立在移动传播体系逐步形成的基础上;不单一由于某个媒体机构或某个传播主体的某种传播目的或商业行为而产生或进行,而是真正由人民群众基于自我记录和表达意愿——作为能够为人民群众提供的表达工具而引发并兴起的,是一种自发的全民参与行为。
对于短视频的特征,宋建武认为,短视频以“短”为特征,时长是衡量其标准的重要维度。一般认为,短视频的时长不超过5分钟,且内容构成独立信息单元,以满足用户使用碎片化时间获得资讯及娱乐的需求。
相较于传统电视机构制作的、通常被结构化为节目的视频内容而言,短视频是一种基于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进行信息传播的新的内容呈现方式。
宋建武说,本质而言,短视频与文字、图片、语音、传统影像等相同,均属于具备某种特定功能的内容传播格式。不同的是,随着短视频平台的崛起和功能的丰富,以平台形式出现的短视频应用综合了上述媒介形态,成为充分利用了多种信息技术的“高阶”媒介。
除了抖音、快手等市场化的公司,主流媒体也在借助短视频构建自主可控平台或提供优质短视频内容产品 。包括人民日报、央视和新华社都在进行尝试。
宋建武认为,对于主流媒体来说,在利用短视频这一新手段生产优质的新闻产品的同时,更应该思考的是,主流媒体在媒体深度融合进程中,能否借助短视频这一新技术新应用,完成由“内容生产商”向“短视频平台”的过渡,从而构建自主可控平台。
媒体融合的本质是主流媒体的互联网化,其关键在于自主可控平台的建设。目前,这些主流媒体的视频平台开放入驻的对象仍以PGC、GGC为主,UGC尚有较大发展空间。
宋建武还总结了短视频发展的几个阶段,他认为,这一阶段的短视频平台与上一阶段的短视频网站在运作模式和生产理念上完全不同,已走出拍客的模式,真正进入到普遍参与的“UGC”模式生产;这大大拓展了短视频应用的规模和短视频内容的主题,短视频内容朝着垂直化、多元化方向发展。
融媒体中心建设对媒体负责人的新要求
如今,推进媒体融合的工作重点已经从省级以上媒体延伸到基层媒体,从主干媒体拓展到支系媒体,支系媒体的改革将促进国家媒体体系的全盘激活。新形势下,媒体的领导者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提升自身的领导力:
懂目标,始终明确融媒体中心建设的战略意义。对地方媒体的领导而言,理性分析当下的媒体环境,从战略高度明确融媒体中心建设的意义及前景,并对党和政府的指示做出及时反映是工作的重中之重。
当桥梁,为政府作宣传,为媒体要政策,为百姓做服务。作为融媒体中心的掌舵者,媒体一把手的对上对下沟通能力至关重要。对上,与政府部门做好沟通,在财政支持、政策方面为单位争取更为宽松的环境;对下,要从融媒体平台的角度,对部门协作、内容生产、人员建设等方面进行合理规划,使融媒体平台的效能充分发挥出来。
去“行政”,要从“做官”转变为“做媒体人。在融媒体中心建设的大潮中,媒体领导应当转变思路、转换身份,从“做官”转变为“做媒体人”。真正从一个传播者的角度出发,以提高媒体传播力、公信力为目的,开拓思路,扮演好媒体融合引路人和护航者的角色。
扮伯乐,为新平台配强兵。在融媒体中心建设过程中,媒体的领导者要扮演好伯乐的角色,知人善任。一方面,要从现有的人员中选择一批优秀的融合型人才投入到新平台去;另一方面,要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广泛吸纳新人才,为新平台注入新血液和新活力。
合作外还要善管理,合理设置部门机构及岗位;讲原则,给员工设“底线”;有魄力,破除体制沉疴;转思维,用户思维与市场思维并行,领导者要根据媒体融合的发展要求,培养用户思维和市场化思维,以用户为中心,以市场拓发展,改变以往传统媒体的自上而下的内容生产模式,注重用户的反馈和市场的反应,真正打造出一个和受众有粘性、和市场有联动的新型主流媒体。
媒体融合如何“合而为一”
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人民网董事长卢新宁指出,自2014年中央提出融合发展战略,媒体融合至今已走入第五个年头。放眼世界,面对全媒体时代的严峻挑战,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由最高层亲自谋篇布局,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一样把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因此也没有哪个国家的媒体转型像中国这样风生水起。在回顾5年实践,从推进产品融合、渠道融合,到推动平台融合、生态融合,主流媒体爬坡过坎、改革创新,携手走到了一个关键节点,正向着中央要求的“融为一体、合而为一”迈进。
如何做到“合而为一”?不久前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为我们指出了方法论,那就是“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下功夫,在关键处、要害处下功夫,在工作质量和水平上下功夫”。把握这“三个下功夫”,打好基础、突破瓶颈、提升水平,我们才能顺应时代大潮,把媒体融合发展推向深入。
第一,推动媒体融合“合而为一”,要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下功夫。对于媒体融合而言,技术是“硬件”,离开了这一基础设施,谈不上融合;制度是“软件”,离开了这一操作系统,也搞不好融合。建好软硬件,正是媒体融合的基础性战略性工作。
第二,推动媒体融合“合而为一”,要在关键处、要害处下功夫。几年来,我国媒体融合发展的成绩有目共睹,但“融而不合”“小融小合”“似融似合”的现象也不少见。融合发展,主流媒体有内容优势,把握住内容供给侧的关键处、要害处,还需要突破“覆盖多影响小” “有爆款无用户”两个瓶颈。
第三,推动媒体融合“合而为一”,要在工作质量和水平上下功夫。提升融合发展的质量和水平,除了在新闻生产环节发力外,还需要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以此形成提升质量与水平的牵引力,促进融合发展水位的上升。我们需要确立内容生产的“价值标准”,让价值观成为决定性引领。我们需要确立效果检验的“实践标准”,用效果检验理念和立场。
活着的是报,死去的是纸:求变图存仍须固守“传统”
近些年来,传统媒体圈流传着一句话:活着的是报,死去的是纸。这8个字凝练地揭示了媒体的本质。
在信息生产传播与接受越来越智能化的今天,即便报纸真的完全退出,也不值得大惊小怪。需要警醒的是传统媒体放弃或忘记自己的“传统”:理性与客观,权威与真实,规范与自律;采访挖掘、调查研究、核实甄别的专业技术能力(这是传统媒体的看家本领)。
生产信息,传播信息,是媒体的天命,纸不过是传播信息的一个渠道和载体。媒体销售的是新闻内容,通过纸还是通过网,又有什么关系呢?这完全不需要纠结。对传统媒体而言,所谓转型,不过是一个平台的变化,或者说是为内容搬个家。公众获取信息渠道的多样化以及阅读习惯的改变,所驱动的也不过是形的变化,只要作为媒体的神不散,就一定还是优秀的媒体。
当然,新技术确实带来了新竞争,传统媒体在珍视优秀传统的基础上,也要向优秀的新媒体自媒体学习,学习他们灵敏的嗅觉,学习他们快速反应,学习他们对公众关切的积极回应,学习他们与受众的平等沟通,学习他们的互联网特性。
一个行业,有生有死才是正常的状态,这才是市场。传统媒体的“传统”,应该是踏踏实实编采的工匠精神,是字斟句酌对新闻目标的高度热情,是对真相的痴痴追求,是对温暖阳光的努力传扬。此外,还有独立的判断,有价值的思想,勇敢的批判,深入的剖析,生动的抒写与诠释……这些传统媒体该有的传统特质,那些已死的濒死的报纸有吗?
把内容做好了,把传统守住了,传统媒体是否就又生机勃勃了呢?事情肯定不会那么简单。渠道的开拓,平台的推广,智慧的比拼,都得下功夫花力气,这和其他行业是相通的。有了好的产品,还要千方百计卖出去,但前提是,先有好的产品。
文化新闻可以这样采写
文化新闻不同于社会新闻,它的受众面相对小,这意味着普通读者对于新闻的要求更高:不用多花费脑力,但能获得更多的信息量,可读性更强。否则任何文化新闻只能是一个小圈子里发生的事情,对普通读者来说,只是一次性的消息——没有挖掘更多的故事,没有衍生出任何文化层面的意义,没有提出更多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记者自动放弃了这个亲自“破案”的机会。
开过两年《中国节气》《中国节日》专栏的钱江晚报文娱全媒体中心记者马黎表示,她相信任何一个现场的背后,都有还可发掘的故事和意想不到的细节,它会辅助你还原一个更为真实的“现场”——对文化报道来讲,这个现场跨越时空,是历史和当下的重合,是今人和古人的对话,是让读者获得更多层面的信息和情感。文化的“留白”是读者所感兴趣的,而记者需要补白。
专业文化报道,比如考古,不同于文学艺术,是一个专业性科学性极强的领域。一个文化记者往日擅长的采写方式,观察、对话、感受,那些舒适区中的采访手段,在考古报道中,在面对一个看上去什么都没有(往往只有泥土,空空的墓葬)的现场时,远远不够,有时候甚至都派不上用场,对不上话。考古人说的话,你可能常常会“听不懂”,一句话里可能会出现好多陌生字词,你在两个小时内获得的所有素材,都是无法直接取用的。那如何才能写出让普通读者有兴趣读下去的作品?马黎认为,在文化报道中,学者、专家是辅助记者讲述的人,而记者才是新闻价值真正的发现者。
好的文化报道,需要记者动用所有额外的素材去补白,把所有现场素材,把采访后的每一句话捻开细看。文化新闻最重要的意义,是记者基于全面了解后的预判。如果记者完全依赖于专家的话,或许能做到准确、专业,却永远不会有好看的新闻,因为老师们总是最后一个告诉你准信的人,这是职业使然。所以,记者也要成为专家,就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