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肩担道义 丹心铸椽笔
——记新闻调查匠人陈道龙
江苏经济报 耿文博
一项工作如果坚持数十年，而且认真细致、精益求精，我们可以敬称此人为“工匠”，他的举手投足、音容笑貌都会打上专业的烙印，散发着工匠精神。那么，一个从事调查报道二十六年、发表一百多篇重头舆论监督报道、四获中国新闻奖的记者，应该有什么气场？
厚厚眼镜框后面是一双真挚、明亮的黑色眼眸，唇角间柔和的曲线让人倍感善意和亲切，言谈间笑意融融、文质彬彬，加上满头飘逸的白发，眼前的这人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位科学家或者大学教授。但他，却是被很多人视为心如钢铁、下手如刀的调查记者陈道龙！
去年年底，陈道龙参加由中宣部、中国记协组织的全国“好记者讲好故事”巡讲，先后在央视礼堂、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大学等7地演讲，讲述自己坚持做舆论监督报道26年的故事。从媒体同行到高校教授、杂志总编，都被他的事迹打动。许多媒体记者、高校传媒专业的青年学子围在他身边要签名、要合影：调查记者是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陈道龙成了他们十分敬佩的职业“偶像”！
2017年12月14日在中央电视台礼堂演讲
从文艺青年到“扒粪”青年
1978年进入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新闻专业学习时的陈道龙，热衷写诗歌、写散文，是个典型的文艺青年。他的创作后来集结成诗集《我向那儿走着》出版，时隔三十余年翻开吟诵，依然能感受到那个时代喷薄的青春和作者深沉的家国情怀。
1982年进入新华日报工作，他兢兢业业做了八年版面编辑。1989年，陈道龙去苏北某乡镇参加扶贫工作——任镇长助理。直到此时，他还从未想过未来要成为一个调查记者。
这期间，他见当地一些不法个体工商户对外地客户强买强卖，甚至大肆搞起欺骗，义愤填膺，写了一篇内参反映问题，不法商户随后就受到查处，当地商业环境很快得到改善。“惩恶扬善，见效比写诗快。”这篇内参为陈道龙打开了人生的另一扇门，回报社不久他被调到群工处读者来信组，以笔为刀，舆论监督，部门几经更迭，他调查记者的角色从未改变。
写诗和写调查报道有什么不同？已达六十周岁的陈道龙回首二十六年的调查生涯，刀枪剑戟作笑谈。
“写诗不会饿肚子，但写调查报道会。”有时为了一个采访，他要耗时数月，跑数千公里，火车、大巴、出租车、老乡的马自达，各种交通工具都用上了。2008年调查土地抛荒与闲置现象，他在野外观察，经常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只能靠步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咋解决饿肚子的问题？“饿肚子是常有的事儿，我经常吃完早饭多买四个包子放在包里，中午吃三个，留一个下午吃，这样就能撑到晚上了。”陈道龙很有心得。
“写诗不会有安全危险，但写调查报道会。”2007年，陈道龙对南京黑中介进行调查，暗访时引起怀疑，被两个男子强行往室内拖拽，相机被抢去，手指被扭伤，情况危急。他顽强抵抗，挪到近旁的保安传达室里报了警，才得到民警解救。2009年他调查民间高利贷问题，和一名年轻人一块儿去一家借贷公司暗访。借贷公司办公室里悬挂着数把大刀，接待人员凶神恶煞，年轻人受不了惊吓临阵跑了。首次暗访没有成功，陈道龙又找来了做企业小老板的弟弟一道再入虎穴，最终让借贷公司的行径大白于天下。陈道龙在暗访调查时经常被警察带到派出所，这是他“精彩”的职业生涯经常被同行善意调侃的一点。
除了威逼，更有利诱。做舆论监督调查采访，记者会受到种种诱惑，塞钱送礼是常事。陈道龙始终拒绝一切不正当的利益交往，遵守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严格自律才是这份职业的‘护身符’”。陈道龙讲，心里清白，才有昂扬正气，才配得上这份职业的尊严。
从普通兵到“特种兵”
如果记者行业以兵种类比，那么调查记者就是当之无愧的特种兵。他们要“南征北战”，要“深入敌后”，要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既要采到素材，暗访时还不能被调查对象察觉，“装备”成为他们孤独行动中的得力助手。
“这本地图太破了。”陈道龙打开他的双肩包，首先掏出来的是一本1985年购置的江苏省地图册。因为主人在艰苦环境下过度使用，装订线已经失去作用，全成了散页，只好用一个夹子夹住。另一本1997年购置的地图册有着更不幸的遭遇：封皮已损毁，用纸张包裹，书钉固定。第三本地图因为使用年限短状况要好一些。这三本地图，一次次陪伴他深入苏南苏北的城镇和乡村。
随后他又掏出一个手表大小的圆盘，翻转过来一看，是个指南针。“去村里或者野外采访调查，辨不清方向时，就用它。”如果有夜间“作战”需要呢？他又拿出一个独特的手电筒，是一位公安人员推荐他购置的，小而坚固，耐摔，能发出强光和警示光，夜里照得很远，能协助他发现采访证据。
正当记者好奇陈道龙的百宝锦囊里还能拿出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时，他拿出了一个可以佩戴在头上的电筒。有点儿像矿工的头盔，可以用来晚上照明，解放双手去记录或拍照。还有录音机，微型摄像机，便携笔记本，户外水杯……也许是“不堪重负”，二十几年里十几个背包都被用坏。
这些装备还不是一个调查记者最有力的武器，陈道龙认为，认真的调查态度，严谨的调查程序，才最有“威慑力”。2012年底到2013年初，陈道龙调查南京部分学校领导、教师侵占餐费、克扣学生餐的行为。为了让批评对象心服口服，他暗访找到两所中学3周午餐食谱，请南京农业大学食品科技学院教授分析。教授提供出几千字的分析报告，证明食物的确营养不足，不利于学生成长发育。虽然被引用的只有150多字，但事实如铁，令教育部门下决心纠正存在的问题，由此带来南京及全省中小学学生在校午餐质量明显改善。
在调查采访中，他绝不会偷一点儿懒，更不会“拿来主义”，他像一个做实验的科学家，会把采访查证的每个流程耐心走完，精心保留一切采访的证据，与被采访者保持最合适的距离。从业以来，他的调查让80多个人受到党政行政处分或者刑事处罚，不是没有人威逼利诱，但无论当面对质还是对簿公堂，没人能找到这位调查记者的漏洞。
新华日报内参部记者陈道龙在采访南京中学生对学校伙食的意见
从“破坏者”到建设者
选择了做调查记者，就选择了一种在路上的生活，有刺激也有风险。在读者心中，陈道龙是位铁骨铮铮的媒体硬汉；在一个个事件受害者心中，陈道龙是救星。但在不少被监督者和部分既得利益者看来，陈道龙是一个破坏者，坏了他们的灰色利益链，坏了他们发黑心财的美梦。但陈道龙说，他甘愿做一个这样的“破坏者”。“不破不立，在构建公平合理社会秩序中发挥作用，这是一个记者的职业尊严所在。”
随着阅历和见识积累，近年来陈道龙在报道中更加注重提出建设性意见。“记者有时处在一个独特的位置，要站得跟决策者一样高，去思考怎么解决面临的问题。”陈道龙希望在自己尚有余力的时候，从“是什么”“为什么”，向前走一步，多写写“怎么办”。而真正做过调查采访的人都知道，这一小步对于稿件影响不太大，但却需要一个记者倾注翻倍的时间和精力。
2009年完成民间高利贷调查报道，面对一片对稿件的称赞声，陈道龙冷静地思考一番，根据自己采访和查阅的资料，向省领导写了一封《要重视惩治高利贷行为》的信，文中有翔实的数据，有从经济、法律角度提出的建议，这封信最终被省领导肯定、批示，促进了相关部门对问题的重视与防范。
2008年，陈道龙发现太湖污染一治再治，但蓝藻现象仍时有发生。他用半个月的时间到无锡、苏州与浙江湖州的环太湖地区进行实地调研，采访沿湖居民和有关专家五十多人，写出内参《太湖治理，应追求更切实有效的办法》。文章中提出的深度疏浚、生态防污治污等建议，为治理太湖污染做出了一个记者的奉献。
2016年，针对住建部门下属单位以发放“建设科技成果推广证”敛财、危害企业创新发展的问题，陈道龙暗访4个市 15个楼盘工地，查出大量不合格仿造产品，并准备了20多项问题向相关单位的领导干部进行调查，终于完成了全部调查采访。报道《一纸推广证几多“生意经”》发表后，反响强烈，社会效果显著，被评为中国新闻奖二等奖。如此高龄仍然活跃在调查报道一线，并取得如此成绩，放眼中国新闻史依然罕见。
曾经帮助过的响水病危农民，从中介迷局中走出的民工，成千上万个因自己的报道改善了伙食的学生，太湖正变得清澈的水……回忆起自己每一场战斗，这位已经退休依然跃跃欲试的老记者目光柔和。“工人打造产品，农民生产粮食，科研人员研发技术，作为一个记者，我只是想做一些有价值的事情：通过调查报道舆论监督，让社会问题得到重视和解决，造福人民和社会。”陈道龙说，他依然是个理想主义者，但他庆幸自己做了一个俯下身子干实事的新闻工匠。